当下关于“底层文学”的理论问题显然还在襁褓中，至少在如火如荼的文学实践面前，现成的理论是“无力”的，这里的“无力”除了拿不出一个准确的方案在诊治所谓“底层文学”的“得”与“失”，同时也无法将之与既往的文学形态作出客观公正的比较并形成一个具体的结论。
        文学历来宠幸无意识的存在，文学性也在潜滋暗长地走向历史深处，考验着人类理性主义的延展度与可能性。这里同样包含了这样一种可能，即“文学对于理性主义的抵制，同时隐藏了意识形态的反抗”，在这层意义上，文学在朝向未来的路上始终是鲜活的，在这其中必然孕育着许多不为现世人所知的“不朽”。这对于人们热衷的“普世价值”而言，文学显得未免其难，一方面要照顾当下功利——抚慰人心，同时又要超越抽象的历史时空，为未来构造一个“乌托邦”的理想国。
       “底层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态在新世纪悄然登场，这当中裹挟着怎样的中国经验？又将怎样影响今后的创作？本文试图在美学上作简要的分析。
                                                                                      悲剧与现实主义
       “底层文学”的逻辑起点是由社会变迁带给人的内心震荡（外部世界与人的紧张关系）在艺术上的表现。它的艺术主体是社会底层人群（所谓的“无产者”，一个与新资本、新权贵相对的阶层）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在美学形态上秉承政治美学的传统，只是在文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它的美学形式彰显得是否明显，是否有所逾越,“文明就是政治的美学境界”，“底层文学”在自发阶段也许美学形态还不明显，基本上是一种依赖伦理支撑的直觉主义，是基于日常生活的善和正义，当然包含着优先原则，同时为人们预设了一种平等自由的社会伦理。有人据艺术表现的主体构成推断出所谓“人民美学”这样一种新的美学形式，“单就认识层面来看，底层文学首先是一种撑破国家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设置的话语雾障，勇于揭示和描写出我们时代的真实图景，站在人民立场，以批判的姿态面向现实发言的文学，这或许就是它跟此前的新写实小说乃至现实主义冲击波在价值选择上存在的根本区别。”当然，这样的论述是否全面还有待理论去完善。
        至于和中国左翼文学的关系，论述者仍旧围绕叙事主体将其并置于“革命话语”之中，只不过现在的“再革命”的对象较“前革命”的对象更加暧昧和复杂，性质更加隐蔽，手段有过之无不及。“底层文学”充当了“再革命”的角色。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意味着“底层文学”已经有它的阶层基础。这也是将“底层文学”的性质用“新左翼文学”来命名的基本理念。 “我以为在‘新左翼文学’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见证’之中，最有新意的方面，还在于对资本强权和戕害着民众的某些基层权力的批判，实际上，这已是对底层苦难的内在真相与社会原因的诘究与追问。尤为重要的是，‘新左翼文学’还书写了以资本强权为主的权力压迫所导致的底层民众的个体反抗或群体斗争，而这正是‘新左翼精神’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如果再作一次深层次追问，作为文艺的“底层文学”这时候是否具有政治的另一面。
       “底层文学”的宿命在于一方面撑破意识形态的遮蔽，另一方面又在无形地建构另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在这层意义上说，“底层文学”缺乏稳定的独立性，始终无法脱离政治而独立生存，这与“底层文学”的血统有关，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它与政治就缠绕在一起。这是由政治的变幻不定和极其强大的社会基础决定的。所以，我对“底层文学”的批判力还是提出自己的质疑。同样对所谓“底层文学”的先锋性一样存在着怀疑，“说‘底层文学’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是因为它的锋芒投向了现实生活的更深处而不是投向自己的私密和虚无。”我以为这里面的逻辑只是提供了一种表相，作家自己的私密和虚无与现实生活并不相斥，有时这样的本身就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底层文学”中文艺与政治到底是怎样的复杂关系，这也是我所要寻求的第一层意义。我以为“底层文学”是新世纪以来文学与政治再次相遇后的又一次巧妙转身与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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